赵可式。图片来源：2018缓和医疗（安宁疗护）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家庭应急网》讯，当今中国社会中，如果亲人患重病，常由最亲近的家属承担选择医疗方案的重担，这对于不了解医学专业知识的家属是多么大的负担呀！许多家属可能觉得签字笔上系挂着亲人的生命，而难以抉择。我们非常推荐您关注赵可式教授在本文中对伦理的分析，当心底的纠结被解开，您将能更有效和勇敢地为亲人作出有利选择。

 

不做急救等于放弃生命吗？很多人可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不救”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拔掉病人的输液管、就是取掉病人的氧气瓶、就是停用病人的抗生素，从而也就剥夺了病人生存的权利。但其实，这种对“不做急救”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病人往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身患绝症，没有任何药物或者医疗手段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也就是说其实任何急救手段对其都是无效的，他终究会在短期内死去，那这种情况下，“不做急救”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治：他可以在临终前不受治疗带来的痛苦。而另一种病人，他可能是受了伤，也可能是得了急性病，总之，是可以被治愈的，这种情况下急救才是有意义的，是对生命的拯救，也是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将所有的医疗手段可以分为四类：治愈性治疗、疾病控制、支持性治疗和缓和性治疗，这四种医疗手段都属于积极治疗。当疾病发展超过医疗技术可以治愈和控制的极限后，病人的天命还没到，又很痛苦，家属们恨不能以身相替。安宁疗护使用缓和性和支持性治疗方式帮助这些病人舒缓身体和心灵的痛苦，过好宝贵的时光。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在ICU的病人才有积极治疗，而安宁疗护就是消极治疗，甚至放弃治疗，安宁疗护同样是积极治疗，只是它的方式更为缓和。

    

赵老师提到，她年轻的时候，曾有一个病人去世，她从病人身上拔了十九条管子，光拔这些管子就花了她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每拔一条管子，比如拔鼻胃管，病人的鼻子就会一直流血，就会需要止血和清洁。十九条管子，却没能挽回病人的生命，反而使他在去世之前都一直被冰冷的机器和管子围绕，吃尽苦头。这或许是最顶级的医疗科技，却不是最理想的照顾。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用插管、输液去维持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最好，其实反而可能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赵老师告诉我们，种种研究表明，对于临终病人，我们不能给予太多输液，若有少许脱水反而会使病人觉得轻松舒适。在华人文化里，如果病人不能吃不能喝，我们就会选择给他输液，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供给病人的身体需要的水分，但最后往往导致病人全身肿胀，甚至由于支气管水肿而导致呼吸都困难异常，如果家属们知道过度补液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或许愿意重新考虑。

罹患罕见疾病的曾晴小妹妹在台大医院病逝，她的父母决定捐出女儿的遗体，遗爱人间。她的身体会用于病变研究，而她的眼睛和皮肤也会捐给有需要的病童。在她病危时，她的父母同意接受安宁缓和医疗照护，不再急救。因此，曾晴小妹妹是在睡梦中离开人世，走的时候祥和、没有痛苦，其家属情绪也相当平稳。在她去世的时候，身上除了一条细细的鼻胃管（由于她自己没有力气吸奶）和一条氧气管，没有任何机器或者开洞，她看起来那如果亲人的离世不能避免，那么帮助他舒适渡过最后的宝贵时光，或许是我们能为他直接做的最后一件事。  

 

许多民众已经有拒绝无效且过度医疗的意识，但由于不了解医学知识和医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家属和医疗团队如何来作出最好的选择，既避免医疗不足，又避免医疗过度呢？限时尝试或许是种方法。

 

孙先生是一个普通市民，有一天早晨他出去买报纸的时候突然昏倒，被送去急救之后转入了加护病房。当时他的情况很糟糕，陷入了深度昏迷，于是他的妻子要求医生把他的气管内管拔掉，因为她很怕孙先生会变成植物人，只能在病床上度过余生。但是不管是加护病房的医生还是安宁病房的医生都不同意拔管，因为在经过彻底的检查之后，医生很确定孙先生的情况非常不好，却不能确定他是否能醒的过来，也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再好起来。

 

在不能确定孙先生是否为末期病人的情况下，安宁疗护团队采用了一个伦理：限时尝试治疗，即医疗团队与家属取得共识后，先用一切可以可用的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治疗有效就继续，如果病情仍然持续恶化就停止无效且增加痛苦的措施。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家属由于判断失误而造成不可挽回局面的悔恨和遗憾，也可以尽可能帮助有恢复可能的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就相当于给了家属和病人多一次选择的机会。（来源：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作者：台湾成功大学护理系教授赵可式博士，原标题《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从医学看生死  赵可式教授慕课系列 第二章 临终照顾的伦理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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