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自私就越赚钱的时候，道德就沦丧。

当医院变为企业的时候，生命就不再珍贵。——题记

 

截止2月22日，武汉新冠病毒累计确诊76394人。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传染，除当初个别专家缺失担当，地方领导不力，打击吹哨人等等原因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汉公立医院较少，完全没有能力应付这次突发的大规模疫情。

湖北省只有33所三级甲等医院，有限的医疗资源根本无法保证每个病人都能及时得到最好的治疗。大量病人短期内涌入各大医院，能用于治疗重症病人的硬件非常有限，大量患者奔波一天仍然进不了医院，不得不回家自我隔离。

湖北公立医院系统已经动员了所有的医生及护士，包括眼科、牙科以及外科的医生，即便如此，仍然杯水车薪。

在抗击疫情时，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大型公立医院也先后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达几百人的减员，使湖北公立医院的救治工作雪上加霜。

看着潮流般涌来的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许多医生无助地流泪大哭，有的医生几天几夜熬通宵，病倒在床上，甚至被感染，本来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月11日，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而湖北占大部分。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并从制度上优化。

根据2017年资料显示，全国私营医院占比64。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这也是造成这次救治困难的最重要的硬件原因。

 

后来由于国家急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组织了217支医疗队，近3.2万人医务人员，再加上军队的防化医疗部队，并从各省对口驰援，前线换将等，实施史上最严厉措施才将疫情控制。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担负挽救人民生命最后一道屏障的是国家公立医疗队伍，包括军队医务人员。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人员，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

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

私营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这些医院往往硬件不足，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关键时候真的没用，并不能承担与公立医院系统相同的作用。况私立医院之本质目的是为了赚钱，有的甚至挖空心思勾结贪官套取国家医保，小病当大病医，平时看了“欣欣而荣”的样子，关键时刻却不能拯救民众于危难。

当医院变成为企业的时候，生命就不再珍贵。

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只能靠公立医院。2003年抗击非典时靠的是公立医院。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靠的是公立医院。2019年抗击新冠病毒时靠的是公立医院。

未来应对重大危机时一定依靠的仍然是公立医院。

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公立医院的建设？以此建立国有的完备的卫生防御体系？

而在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第一条规定：“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让一些人到某地去做官，就想尽千方百计卖掉公立医院，发展私立医院。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数达3.2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072个，民营医院20404个。与2017年1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109个，民营医院增加2291个。

另据新闻报道，截止2019年底，我国公立医院1.19万个，私立医院达2.32万家，同比上年增加2800多家。

国立医院在不断减少，民营医院在不断上升。

当以后再出现危情时，中国的医院绝大部分都变成私人的医院了，国家如何来筹措保障人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民营医院能承担吗？民营医院的医务人员能像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一样，国家一声号令，就积极勇敢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吗？

关于国计民生核心产业问题，笔者早已专门论述。

以下是笔者在2013年完成的《不相信美国》专著中关于《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部分摘录，现在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盛行于80年代。

新自由主义主要内容是：强调市场的万能，放松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交易壁垒，国企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它实际上迎合了国际经济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需要。（删120字）。

目前新自由主义在政界、学界仍有根深蒂固的力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摇旗呐喊中国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其目的就是为跨国垄断集团进军中国市场充当理论先导，误导国民，最后达到圈走中国巨额财富，造成社会动荡之目的。

2012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有名的研究报告，名为《2030年的中国》。报告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有的是可以的，但其中的部分遭到了国人激烈的批评，批评的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虽然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

国内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应该私有化。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分发国有资产，将其股票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主人公的待遇，甚至认为卖掉可能比分掉更好，卖掉的效率更高。实行私有化是消灭特权的最好办法。

这些想法之所以能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主要是中国的国企表现得太差劲，让主人很不满意，成为国人炮轰的对象。国有企业在法律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通过层层委托的代理关系被少部分人所把持。近年来又不断暴出国企腐败事件，其高工资、高福利、高挥霍、中饱私囊、违法乱纪，使企业造成巨大亏损等等问题，激起了主人的极大愤慨，已到了再不治理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局面的时候了，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删262字）

但是，从俄罗斯以及拉美等国的教训中我们已明确看到，最后真正买得起国企的决不是我们普通的“主人”，他们只不过是空欢喜一场。主人们手中少量的股权最终归属必然会落到少数人手里，国企的私有化过程可能很短暂，他们很快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转手卖给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为了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很可能出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盘下，因为他们深知，以后自然会从中国数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赚回来。就如国企改革一样，一夜之间造就的只是个别富豪。它必然会异化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最终落入国际金融寡头手中，对中国百姓并无好处。以后，中国企业的命运将由少数人决定，他们仍然可能垄断中国的某一资源，赚取超额利润，而大可不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垄断价格可能更具有话语权，其产生的后果比现在国企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其主导经济命脉以及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如交通、银行、军工、电力、石油、城市供水等行列。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国企还是让人们“放心”的，在有些关键时刻，国企受政府指令，会不惜利益，不惜代价为稳定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国企背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这些是私人企业无法办到的。如“5·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灾难发生后的重建工作，许多就是国企按政府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了任务，创造了奇迹。而同样在日本大地震当中，那些私有企业就没有良好的表现，政府也只能是协商解决，所以日本的灾后重建不可与中国相比。因为国企关键时刻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私企不会去承担。像国内一些大企那样在国家危难时大手笔捐款的企业家毕竟为数太少，从中国社会来说，在关键性产业中，还是很需要国企的。又比如银行，因为是国企，它的信誉度是至高无上的，这给爱好储蓄的中国人民一颗永久的“定心丸”，给社会的稳定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确保政府对经济的高度调控。今天学习中国模式的不仅仅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对西方民主国家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的长处，中国不要东施效颦，反而丢了自己本质的东西。

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政府要如何克服改进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让产权运作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为社会的公共事业服务，让“主人”受惠于国有企业，同时防止国有企业的财富可能被少数人把控。

所以，我们认为主导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国企不可私有化，中国应国家利益至上。在世界强强企业当中，美国最畏惧的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它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也是西方垄断资本随时想吞下的目标。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在中国21个产业链中占主导地位，中国能够阻击美国企业并控制中国产业链的企业除国企以外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从这一次阻击新冠病毒疫情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应该让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西医中医并重，平时解决好国民的医疗难的问题，战时充当保卫人民生命的最后一道屏障。而私立医院只是公立医院的一种补充形式，平时是补充，战时也是补充，它的性质和硬件决定了它无法担当重任。

除此之外，应把中国的顶级病毒研究所列为战略机构，划归国防部，建立以军队为主体，公立医院为主力的生物防御力量，把主导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应对未来战争、瘟疫等重大突发事件之急需。

（来源：红色文化网，作者：黄加铭, 系独立学者，智囊专家, 原标题《公有制是保护人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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