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应急网》讯，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人的精神疾病，在农村也广泛存在，却一直没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近期，围绕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相关问题，半月谈记者深入北京、河南、黑龙江、江西、安徽、青海等地展开深入调研，探究农村居民“心病”的症结和破解之道。
农村“心病”来袭
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学童服毒自杀，反目乡邻拔刀相向，大龄男性青年报复社会……或许这一起起悲剧性事件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牵连着农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记者调查发现，农村“心病”危机正悄然来袭。
被忽略的普遍存在
今年7月，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郝村5岁男童王明涵的离奇失踪引发社会关注。经过连日调查，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犯罪嫌疑人竟然是男童邻居家的奶奶。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讲，邻居王明涵聪明健康，而她自己的小孙子身患肌肉萎缩，卧病在床。王明涵每次去她家玩，都让她心里极度不平衡，出于嫉妒，她趁王明涵在家门口玩，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掐死后埋在院内的花园里。
小冀镇党委副书记买文民从来没想过镇里会出这么大的事。郝村所在的小冀镇18个村庄共安装93个视频探头，有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职巡防队，每天由派出所负责带领队员开展巡逻业务。仅郝村就在进出村口处和两个主干道上装有4个摄像头。如此多的摄像头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无独有偶，2013年8月，山西汾西县6岁男童惨遭伯母挖眼的案件也让人不寒而栗。专家表示，新时期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出了这事我才知道，呵护农村人的心理健康是多么重要。”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说。作为村干部，张成萍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村民们更是很少关注过心理健康问题。
“从那些极端案件中可以看到，农村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可忽视性，部分农村居民脆弱的情感世界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一旦遇到刺激就可能酿成悲剧。”河南省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所长赵悦玲说。
除了因严重心理疾病而导致的人身伤害外，在农村，自杀等行为反映出的心理抑郁和情绪异常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远远高于城市。根据公开发布的《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年我国城市自杀率为每10万人4.82人，而农村却高达每10万人8.58人，农村居民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的课题报告指出，留守儿童中经常感到烦躁的占46.0%、感到孤独的占39.8%、闷闷不乐的占37.7%，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的占19.7%，都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表示，心理健康问题在广大农村比较普遍且日益突出，在相对落后的环境中，人们对心理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甚至存在许多误区。
不可忽视的三大主体人群
记者调查发现，在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是最值得关注和最需要帮扶的群体。
专家表示，经济与生活压力的增大、人情关系的逐渐寡淡、老年人又缺少经济主导权，以及由于社区活动匮乏、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产生严重社会隔离感。这种隔离感与日俱增，最终会诱发孤独、抑郁等一系列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农村，老年人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的患病率非常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说，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农村，老年人达到抑郁症症状的接近40%。
刘正奎说，年轻人离开农村后，老年人承担了大量的传统农活，最关键的是平时几乎没人跟他们说话。现在村里已经几乎没有小学了，不少小学都搬到了镇上。在子女都外出的情况下，一个星期只能等孙子孙女回到家才能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孤独感是农村老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健康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经济与精神的压力都不断增大。
农村留守妇女也是值得关注的群体。有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突出，甚至伴有一些明显的强迫行为。喝农药、上吊等情况，过去在农村并不鲜见。如今，从自残、自杀扩展到对他人施加伤害。
专家表示，这个群体在生产和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夫妻分居两地，又普遍缺乏交流倾诉的渠道，精神长期处于紧张和压抑状态，精神疾患患病几率大大提高。
农村留守儿童也往往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江西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黄陶青说，儿童在成长中，一般要经历生理依赖期、心理依恋期和成长关键期等几个特殊阶段，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亲情的抚慰，在这些阶段容易产生比较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如内向、自卑、孤僻，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等，这些对他们的成长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农村“心病”大挑战
专家表示，与城市居民因工作生活的快节奏、高强度等引起的焦虑和失眠等心理健康问题不同，农村居民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婆媳关系、邻里关系甚至干群关系中，而且往往是“隐性”的，但是这些长期隐性存在的心理问题，一旦爆发出来，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
“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吃药。”这就是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十里岗村一位村民对心理健康的认知。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镇长杜金友表示，由于心理健康问题而引发的精神疾病，在发作时有不确定性，这往往会阻碍正常的村务管理，对和谐农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在农村，人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遇事容易想不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容易在心里落下‘病根’，时间久了很容易引发大的矛盾纠纷。”十里岗村包村民警柳兰阁说，很多“民转刑”案件，其犯罪主体往往都是由于认知水平低下，对因矛盾纠纷产生的消极心理排遣和承受能力不强。
同时，在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中，农村往往出现更多的弱势者、受挫者，他们会更多地到彷徨无助、焦虑不安，怨愤和暴戾之气等消极情绪由此产生。
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不仅给个人，也给家庭、社会和他人带来严重的伤害。刘正奎说，那些童年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儿童，未来很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一样，而且农村的孩子可能以后还有将近一半要进入城市，如果他们到了城市，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未来可能面临的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会更大。
“其实很多心理的问题，最后都会演变成躯体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据估算，60%的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刘正奎说，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升对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远离“心病”。(半月谈记者史林静宋晓东郭强马晓成)
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动的波澜？农村居民“心病”频发，问题到底出在哪？记者调查从经济、社会、精神与心理层面探究其中的缘由。
人口大流动：老传统不管用了
在中国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农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瓜葛”和联系，而且它还承载着农民个体和家庭的归属。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华认为，随着农村社会空间的开放、人员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渗透，农村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成为必然趋势，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村家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农民之间的交往愈发不再讲究兄弟关系、血亲情谊和乡亲面子，陌生人的处事原则渗透进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渐渐主导了农民的行为逻辑。
“按理说，现代人的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是不断增强的。”杨华说，但农村“自己人”的认同圈加速瓦解，使农民个体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状态之中，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具有约束力，“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总感觉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农村老传统的东西都不管用了，不少人变得敏感、易怒，邻居间无意中说的话，就能诱发矛盾。”河南杞县十里岗村包村民警柳兰阁说。
“以前的村庄是完整的、闭合的，村庄文化是自治的，人们在其中生产和生活，他们的话语和思维模式是统一完整的，个体的行为受到很强的集团观念制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现在不一样了，外面的现代文化渗透到村庄里，在强大的文化压力面前，原有的共同价值受到了冲击，心理容易失衡。
在这种背景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很多留守妇女、儿童或老人缺少亲情关怀和温暖，生活单调，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家园，他们希望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满足心理需求。”河南省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所长赵悦玲说，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
开放社会与流动性的冲击还体现在横跨两头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舒曼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但不少人目前又处于一种“城市进不去、农村不想回”的状态，进而产生了自卑、孤独、压抑、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等。基层民警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节假日比较容易出现治安案件和伤害事件，一方面与氛围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不少外出的年轻人过年过节回来了。观念的冲击、情绪的波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乡村社会的变化：新社区里互不相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认为，中青年人是农村文化和习俗的主要传承人，因为年轻人是最活跃的群体，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活力。他们离开了农村，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农村的社区、村庄文化和习俗传递缺乏活力和出现断层。包括一些很好的乡俗民约，没人去推动和执行。
专家表示，乡村的治理、矛盾调节、纠纷处理需要精英权威。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家族组织等约束力降低，而随着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社会精英和权威衰减。“一些农村的家长里短事件，在缺乏相应权威调解之下，容易酿成惨剧。”贺雪峰说。
碎片化、陌生化和缺乏整体性，也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以前在自然单元里，由于人们要共同务农、共同生活，大家都构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互动的关系。城镇化后，每一个人基本都被分割在自己的小单元里。特别是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村庄，集中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原本就缺乏了解。”刘正奎说，现在我们的很多农村新社区缺乏关系网络。
青海省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燕庆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部分发展能力弱的人群对生活信心不足，陷入紧张、焦虑等不平衡状态中。而基层往往忽视他们的心理特点，对发展落后的人群如低保户、贫困户仅仅是简单地发放补助资金等等。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还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专家表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减少，基层的“小官大贪”现象也加速了部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遇到问题如何解决、找谁解决成了一些农村居民的最大纠结。这些都可能造成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风险。
农村与城市，甚至县城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期差异都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和无助感等。专家表示，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
救治现状：认为看心理医生不光彩
舒曼告诉记者，他曾到一个村调查，这个村里有两三户外姓，其中有一个外姓人一直觉得村里人对他不友好，会害他，他连村里的水都不敢喝。“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害妄想症，但在农村，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在农村，很多人有心理问题，但往往被当做是性格古怪、脾气不好等，其背后的心理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舒曼说，更糟的情况是，在农村，即使有人知道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
专家表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认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还是不能从中走出来就需要提高警惕。很多人由于知识缺乏，抓不住这个信号。二是讳疾忌医。很多人一听说精神上有问题，就会觉得自卑而回避，不愿意去医院看。第三，即便想去看了，没有相关服务。第四，服务的质量不高，看了没有效果，或者状况更差。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元冲村做了17年村医的黄以军告诉记者，农村居民看病主要是生理疾病，基本没遇到要做心理咨询的，村里人基本都不懂这个词，就是咨询我，我也不太会。
金寨县花坊店乡卫生院院长蔡文慧坦言，在乡镇卫生院做心理咨询根本没有专业人才。记者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安庆潜山县、亳州市谯城区调研发现，各地不说村卫生室，即便是乡镇卫生院，也基本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黄桂珍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中心小学唯一的兼职心理教育老师，每周要上14节课，其中12节文化课，2节心理教育课。2014年，黄桂珍获得机会到南昌参加江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培训班，今年她还想去，但没有轮上。她说，全县20余所学校，每年去参加心理教育培训的指标只有1个，只能各家学校轮流去。
黄桂珍的主要工作是五年级的数学课，心理教育只是她的兼职工作。黄桂珍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抽时间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里的状态，一旦放学回家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其实，目前在不少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严重不足。
“心理健康问题虽然隐秘，但是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即使村民们不能觉察，家人也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引起家庭、社会的足够重视。”赵悦玲说。(半月谈记者苏娅陈尚营郭强王大千)
扫除农村“心病”阴霾
解决好农村居民的“心病”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疏导和救治，把心理疾病纳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范畴，同时也要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
预防与治疗体系的系统建设
摸清基本情况和利用现有力量是第一步的。专家表示，我们可以委托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完成摸底建档；利用关工委“五老”队伍，有序组织“五老”中坚力量，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爱模式。
对其他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人员和家庭也要重点关注。“一些经常与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的人，一些在村里情绪低落，不爱说话的人，都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定期走访、疏导。”河南杞县葛岗镇派出所所长唐齐斌说。
专家表示，可以在农村中小学、普通高校和农业技校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农业科技培训中增加心理健康讲座，通过农民子女、农村大学生、农业科技能手向农村居民辐射，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同时要加强观念的引导，消除认识上的误区，让他们知道心理问题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感冒了发烧了就要看医生，有心理问题也一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表示，我们要把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去，病情严重者应纳入医保的报销体系中。
“其实农民更需要也更容易事前疏导，但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心理健康这一块真的很陌生，希望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一讲，带着我们一起做一做。”河南新乡县郝村妇女主任张成萍呼吁说，希望能够引入社会力量，在乡镇卫生院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咨询人员。
“在福建宁德是通过村医体系来做一些事情。”刘正奎说，我们开发了全科式医生工作站，把仪器微型化、便携化，既能够测量血压、心电、尿样，也能监测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等。测完之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整个数据全部上传，反馈到后方，然后我们就在宁德市人民医院成立一个诊断中心。经过诊断没有问题的，立马通过短信反馈给村医，如果有问题，就分到相应的科室，由专家进一步诊断。变坐诊为走诊，提供精确服务，这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有针对性的治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互助中相互守望
“解决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引导农民互助，推动不同农民群体的交互关系。”杨华说，互助合作既是共同进步的基石，也是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人际友好交互关系。
在江西萍乡，有一群“大妈”通过志愿帮扶，让空巢老人不“空心”。割腕、吃安眠药、手指插进电源插座……“人绝望了，什么都能做得出来。”自从2007年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罗海均一下陷入了绝境，曾10次试图自杀。将他拉出深渊的不是曾经交杯换盏的“哥们儿”，而是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大妈”。
63岁的章世惠，从花园社区的工作岗位退休后，2009年成立了萍实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有志愿者400多人。在她印象里，在正在帮扶的约10名严重残疾的空巢老人中，罗海均是“最难开导的老弟”。
“声音里都听得出绝望。”章世惠清晰记得4月初第一次接到罗海均电话的情形。中饭都来不及吃就去探望，虽然罗海均主动求助，却始终充满戒备。“必须相距半米以上，他显得很暴躁，连眼神都恶狠狠的。”
随后一个月，章世惠、李凤华、刘建军等几个老阿姨每天轮流到罗海均家，开导谈心、按摩双腿，有时还会带上几把青菜做一顿可口的午饭。日复一日，志愿者们的真心和关爱让罗海均变了个人似的。罗海均的妻子说：“老罗一年没笑过了，现在的变化可大了。”
关于部分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学者表示，基层政府部门要为留守妇女提供培训，帮助组建农村留守妇女互助小组，鼓励留守妇女通过分享彼此经历的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排解心理压力，从小组中获得情感支持和帮助。
为了及时发现村民心理的薄弱点，兴十四村也创新村民自治，把村民分片划成十个小组，每组确定一名心肠热、腿脚勤、能张罗的妇女任组长。
村民刘灵芝说，村民心里啥事儿不痛快，找组长就行，村民思想有啥波动，村干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现在的兴十四村已经做到小事就地解决，大事及时解决。
刘正奎说，我们一直思考如何通过社会链接降低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风险。其实有些事情做起来很简单，就是通过互助互动让社区的居民们更加熟悉，重建熟人社会。拿残疾人工作来说，残疾人一般都不愿意出门，但是残疾人又非常渴望被人理解，我们就将社区的一些离退休老人组成一定的小组。开始的时候也不用经常过去，一个星期固定去一次，没什么事就是去看看你聊聊天，看了半年以后，残疾人都愿意与人交流了，也都愿意出来了。有时候熟人的力量和陪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记者马晓成郭强史林静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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