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应急网》讯，地震中的脾破裂伤员是发不出声音的，如果不及时转运很快就会死亡。但由于一些医生没有经过训练，未能掌握检伤分类技术，往往根据表象转运伤员，看见谁在喊疼就先转运谁，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因此被留了下来。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组织问题，而是缺乏演练、培训和教育问题。

  记者：面对灾难，自救到底有多重要？

  刘中民：灾难救援应该是“三七分理念”，这是王一镗老师根据灾难救援各方面工作的辩证关系提出的。三七分理念是指：三分救助、七分自救；三分处置、七分预防；三分战时，七分平时；三分提高、七分普及；三分业务、七分管理。其核心在于“普及”和“民众”。

  1976年我国唐山大地震，那时唐山全市被埋压约57万人，在各级干部的组织带动下，有约45万人（约占78.9%）是通过自救互救被扒救出来脱离险境的。以往人们谈及救援，仍局限于得到专业救援人员的帮助，连受灾群众也把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忽略了自己既是被救者也是救助者的双重身份。

  当灾难发生时，尤其是大范围受灾情况下，往往没有即刻的、足够的专业救援人员和装备可以依靠。即使专业救援队伍到达再迅速，也不如身处现场的群众来得及时。比如雅安地震发生后，距离雅安不远的宝兴县曾一度面临“孤岛”状态，在等待外援的同时就更需要群众积极自救了。

  “三七分理念”的普及，可以将灾难现场的群众迅速、充分地组织调动起来，在第一时间展开救助，充分发挥其在时间、地点、人力及熟悉周围环境的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解救他人，才能有效弥补专业救援队伍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造成的死亡。

  记者：灾难发生后，到底应如何抢救伤员？是直接现场抢救，还是马上送往医院？

  刘中民：灾难发生后，现场医务人员首要工作是检伤分类，目的是为了先救命后治病。对于生命垂危的重症伤员，转运医院来不及，当然要进行现场救援。而对于那些中度、轻度伤员，则应依据伤情转送不同医院。对于不同的灾难类型、强度，应由不同数量及专业的灾难医学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援救。

  五年前，我曾经作为上海市医疗队的队长，带领70名医疗队员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抢救，也看到了许多当时地震救援上的漏洞。比如，地震中的脾破裂伤员是发不出声音的，如果不及时转运很快就会死亡。但由于一些医生没有经过训练，未能掌握检伤分类技术，往往根据表象转运伤员，看见谁在喊疼就先转运谁，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因此被留了下来。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组织问题，而是缺乏演练、培训和教育的问题。要想提高这项技能，就必须在灾前对专业医务人员进行常规培训演练。东方医院的国家级卫生应急救援队每周进行演练，将伤员分成红（最重）、黄（次重）、绿（轻）、黑（死）四个区，检伤分类后，在现场及转运车上实施持续性生命支持，直至经绿色通道送入医院，进行内、外科医生一体化的抢救，大大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此外，在转运病人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少麻烦。首先，因转运环节不顺畅导致转运滞后、二次损伤、途中死亡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而缺乏伤情救治原始记录的现场转运又增加了后方医疗单位收治难度。其次，伤员转运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向何处转运。由于某些小县城缺乏专业化创伤救治中心，病人往往在首诊医院里无法得到正确的评估和确切的治疗，部分伤员被转运到无救治条件的区、县医院而不得不再次转院，丧失了实施救治的最佳时机。

  记者：为什么在救援现场，有时候大医院专家反而帮不上忙呢？

  刘中民：灾难医学面对的是更多更广泛的多发伤员，要求医务人员在医院之外的极端环境下进行救治，这与医院里的急诊抢救区别巨大。传统大医院专科医生习惯于护士分诊、病人排队医疗模式，而灾难现场则囿于电力、检诊设备、治疗条件及恶劣生态环境的限制，即使是知名专家也很难在灾难现场开展专项救治，所以当改变了医患之间的就医环境和习惯后，往往大医院的医生们就会立即表现出“水土不服”。

  在灾难现场，救治方式打破内、外、妇、儿的院内分科，救治方式更加复杂。记得五年前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个例子，一个灾民被压埋了大半个身子但一直顽强存活着，当他终于被解救出来时，大家都欢呼雀跃，可随着电视镜头一转他很快就死亡了。从医学上讲，死亡直接原因就是被压肢体或组织的缺血再灌注，引起低血容量休克、高钾血症、脓毒血症或其他毒素快速入血等所致。实际上，在他从废墟里被扒出来之前就要实施医学抢救。这虽是个案，但类似的教训在灾难现场远不只这一例。但是这样的问题，在医院里几乎遇不到。

  记者：除了现场救援经验不足，您认为还有什么问题也影响了救援工作？

  刘中民：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不少医务人员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灾区，但是因为现场没有电，他们也没有事先准备发电机，带来的心电图机用不上，就如同一堆废铜烂铁。而伤员只能就地包扎、转移后方。有的外科医生即使携带了手术器械，可到了灾区才发现没有消毒蒸锅，手术还是没法开展。在创伤医生缺乏、卫生条件简陋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时有发生，高致残率及高感染率为后期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

  此外，当初大部分紧急赶赴灾区的医务人员从未参加过野外和灾难现场的工作生活演练，到了灾区才开始学习搭帐篷，缺乏基本生存能力，甚至在余震中也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救援能力。实际上，不仅仅是医生，部队人员的救灾意识也很薄弱，记得当时，有些部队官兵到了汶川都是赤手空拳的，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有的为了快速前进，在爬山时就把背包扔了。可是在救援的时候还是得靠专业的救助设备，光靠手扒脚刨是没有用的。

  记者：在这次雅安地震后，公益组织、志愿者、记者纷纷涌向雅安，导致专业救援力量无法进入，伤员无法运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救援无序？

  刘中民：雅安地震发生后，应急启动虽然很快，但很难较快形成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社会组织工作无法高速运转，社会热情与爱心无法得到及时疏导，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各方力量一拥而上，这就使得道路成为雅安最稀缺的资源，导致本该去救援的被堵在外面，本该被送出去治疗的则被堵在里面。

  一般说来，快速、准确的医疗卫生需求评估可为开展灾难现场医学救援提供决策依据。这就需要包括评估救援重点地区、地理环境、伤员人数及伤情、所需设备资源等。而卫生灾情评估的不当，必然将导致救援指挥系统无法统筹安排医疗救援力量，使应急预案的实施、救援力量的分配、药品器械的准备、转运工具的衔接等方面出现偏差。

  而灾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医疗队迅速奔赴灾区，不同部门、行政区域、上下级和友邻区域间的应急预案无法对接，大量临时性指挥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明确的统一组织管理体系，地方和军队的隶属关系不同，通信联络体系不完善，数据信息不统一，后勤保障体系不配套，造成灾难医学救援的效率大打折扣。

 

 【专家介绍】

  刘中民：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亚太灾难医学会副主席、卫生部应急救援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副总编辑等

  擅长复杂危重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瓣膜病、冠心病、大动脉瘤及食管、肺部肿瘤的外科手术。对人工心脏、辅助循环的临床应用有丰富经验。